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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嚴復翻譯《天演論》 將進化論引入中國

          發布時間:2019-05-26 17:35:14 來源:中國歷史故事網 點擊:
            他是開風氣者,首度把《進化論》引入中國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前后,嚴復對于時局的判斷總是異于同時代的人物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919年,嚴復咬牙切齒地說道:“以年老之人,鴉片不復吸食,筋肉酸楚,殆不可任,夜間百服藥不能睡。嗟夫,可謂苦已!”又說,“世間如有魔鬼,則此物是耳。”晚年嚴復,被鴉片折磨得苦不堪言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那一年,65歲的嚴復健康已經嚴重惡化,每天進餐都面紅氣喘,如同干了很重的體力活,甚至連走幾百步路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病根是三十多年前落下的,那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時光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黯淡時光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880年,剛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嚴復,進入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學堂執教,他用了九年,才當上了“會辦”,相當于副校長。此時,與他一同畢業于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同學們,早就紛紛成為了北洋水師的艦長、分艦隊司令員。
            嚴復翻譯《天演論》
            久了,嚴復摸到了一些門道。“當今做官,必須內有門馬,外有交游,又須錢鈔應酬,廣通聲氣,兄則三者無一焉,何怪仕宦之不達乎?”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難題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還有一點,嚴復沒有提:在當時的官場中,沒有一個本土授予的功名,意味著得不到多數人的承認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為了前途著想,這位海歸不得不回過頭來,走一條為無數士子望而興嘆的“正途”——科舉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一連四次,嚴復名落孫山,連個舉人也沒當上。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,鄭孝胥前來拜會,發現嚴復喝得酩酊大醉,臥床不起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仕途不順,情緒消極,嚴復開始沉溺于鴉片。他托人從上海買來上好的土膏,一日三次,抽得十分講究。后來,連李鴻章都知道了這事,勸他說:“汝如此人才,吃煙豈不可惜!此后當體吾意,想出法子革去。”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嚴復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。1895年,他曾大聲疾呼禁食鴉片,可本人卻始終不能克服煙癮,留下了終生的笑柄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路越走越黑,嚴復一度無奈地自嘲道,“當年誤習旁行書(西文),舉世相視如髦蠻。”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字縫里,老大帝國與世界的距離,正越拉越遠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自由為體,民主為用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895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眾所周知,大清在甲午戰爭中敗給了彈丸小國日本,北洋水師全軍覆沒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當時在大清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,對海軍的問題看得透徹至極:“海軍之于人國,譬猶樹之有花,必其根干支條,堅實繁茂,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,而后花見焉;由花而實,樹之年壽亦以彌長。”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嚴復深以為然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中日開戰前,北洋水師中的腐敗已經達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程度。一些軍船常年不做保養,“僅供大員往來差使”,官兵中尋花問柳者大有人在;訓練時打靶,靶船不動,預先測量好距離,自然百發百中,一切不過應付上級檢查而已;派系斗爭亦滲透到每個角落,戰事打響后,甚至“有若干命令,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”。洋務派潛心多年,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鮮花,在大清這棵腐爛的大樹上,凋零、死亡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895年3月,就在李鴻章啟程赴日議和之際,嚴復的《辟韓》一文已經將矛頭犀利地對準了一切問題的終極。他說,“西洋之民,其尊且貴也,過于王侯將相,而我中國之民,其卑且賤,皆奴產子也。”如有戰爭,西方人是為了自己的權利而戰,中國人只是為了主子而戰,勝負不是明擺著的?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他還說,自秦以來,中國的君主,都是“最能欺奪者也”,唯有人民,才是“天下之真主”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當年,譚嗣同看到這些言論,連聲稱贊:“好極!好極!”事實上,“民貴君輕”之類的思想,孟子也曾提出過,為什么在中國無法推行?嚴復在《論世變之亟》中闡釋道,那是因為人民沒有自由,“自由一言,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,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。”在這種環境中出產的,只有失去獨立思考能力的順民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因此,所謂“中體西用”,明顯就不符合時代的節拍了。嚴復打了一個比方:牛的身體是用來負重的,馬的身體是用來奔跑的,“未聞以牛之體,以馬為用者也。”——將西方的技術,嫁接到一個專制愚民的體制上,結果只有腐爛失效而已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既要學習西方,嚴復以為,必須“以自由為體,以民主為用”。這才是西方富強的精髓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將進化論引入中國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嚴復的西學之旅,始于一場意外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866年,福建侯官的嚴氏一家遭遇重大變故,家主嚴振先染上霍亂,不幸去世,其子嚴復的科舉學業因此沒了經濟來源,被迫中斷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此時,恰逢洋務派在福州馬尾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招生,不需高額學費。嚴復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這所學校。在這里,他全面地接觸了英文、算術、幾何、化學等西方新學問。十年后,他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留學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事實證明,自娃娃抓起,一以貫之的西學教育,為嚴復培養了迥異于當時國人的科學精神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他對駐英公使郭嵩燾說,“格物致知之學,尋常日用皆寓至理。深求其故,而知其用之無窮,其微妙處不可端倪,而其理實共喻也。”——萬物運轉皆有規律,西方富強的大廈,皆發端于對萬物精細的研究之上。只有抽絲剝繭,探索本源,才能打破自以為是的虛妄滿足,和經驗主義不求甚解的混沌懵懂,從而窮盡事理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社會治亂,自然也有理可循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在英國,嚴復的專業成績并不突出,甚至沒有上海軍艦艇實習,卻對西方社會背后的“通理公例”大感興趣。他去法院旁聽審判,歸來后幾天都悵然若失,覺得列強之所以富強,完備的司法體制就是原因之一;他陪郭嵩燾去巴黎等城市考察市政,覺得到處井井有條,這是因為西方“合億兆之私以為公”,人民自然像愛家一樣來愛城市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反觀中國,當時不少人還依然迷戀著“天不變,道亦不變”的虛妄教條。統治者對于“通理公例”依舊視而不見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甲午年那場可怕的禍事后,嚴復得到了英國人赫胥黎的演講《進化論與倫理學》全文,并著手翻譯“進化論”的部分,定名為《天演論》。他在書中說“吾黨生于今日,所可知者,世道必進,后勝于今而已”。畏難茍安,只能亡國滅種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實際上,他只是在將“敬畏”之心,植入每個人的胸中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898年6月,《天演論》的出版引起全國轟動。康有為看過書稿之后,稱嚴復是“中國西學第一”,桐城派大家吳汝綸看過后,將得此書視為“劉備得荊州”。有小學教師直接以此書為課本。還有一個叫胡洪骍的孩子,取“適者生存”之意,為自己改了名,從此叫做胡適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世紀末的動蕩中國,嚴復用《天演論》告訴人們,唯一不變的,唯有變化本身。這種變化絕非治亂之間的簡單循環,而是一路前行,不可遏抑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不求速成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898年的9月,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秋風蕭殺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此前,當維新派們手執《天演論》高歌猛進時,嚴復本人卻在這場運動中保持了若即若離的姿態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一次耐人尋味的對話發生在9月14日。嚴復被光緒皇帝詔令覲見。當時,年輕的皇帝迫不及待地問他,應該變什么法才好?嚴復回答,請皇帝去外國走一走,以聯各國之歡,并到中國各處,以結百姓之心。兩人并沒有談及實質性的內容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非但如此,對于主張迅猛變革的維新派,嚴復后來更指責道“輕舉妄動、慮事不周、上負其君,下累其友”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盡管身為進化論的盜火者,但在社會變革一念上,嚴復從來不是一個激進者。他常引用英國“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”斯賓塞的一個論斷:“民之可化,至于無窮,惟不可期以之驟。”以為進化過程和軌跡由客觀環境決定。他反復強調,當今中國最需要的,是“鼓民力”,“開民智”,“新民德”,將百姓從幾千年的蒙昧淵蔽中拉出來。倘若在中國已成病夫的情況下,用藥太猛,只能讓情況更加惡化,導致速死。這個道理,在一個情緒漸趨激烈的社會里,不是每個人都會理解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1905年,嚴復與孫中山在英國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會見。他對革命黨領袖再次重申,在時機尚未成熟時革命,“害之除于甲者,將見于乙,泯于丙者,將發于丁”。孫中山不認同,說先生是思想家,我是實行家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兩人繼續在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前行。孫中山在海外奔波為革命籌款,試圖畢其功于一役,嚴復則持重于啟蒙的事業,此時的他是以西學東漸的擺渡者身份出現在人們面前的。戊戌維新之后,他陸續翻譯了《原富》、《穆勒名學》、《群己權界論》、《法意》等著作,為改良提供理論上的支持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作為“教育救國”理念的踐行,他于1905年受聘執教復旦公學,后來出任校長。期間,他每每親自批閱學生的翻譯作品,并聘請美國武官來學校教體操,一時傳為佳話。1906年4月起,他受聘安徽高等學堂監督,一上任就大刀闊斧,一次考試就淘汰38人,弄得安慶士紳都說他手辣。碰到在作文中宣揚平等博愛思想的考生,嚴復又可以當場掏腰包給10塊銀元,事后還說,可惜女兒年紀小,不然真可以嫁給這個考生。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日拱一卒,不求速成,道路雖遠,行則必至。嚴復相信這個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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